焦佩：70年以来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变迁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双重影响，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先后经历五个阶段:“敌对的中国”(1949—1978年)在反共目的下将中国看作敌对国家;“利益的中国”(1978—1992年)在政经分离的视角下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增加本国经济利益的存在;“特色的中国”(1992—2004年)在比较视域下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与现有其他国家体制相比较的独立存在;“世界的中国”(2004—2012年)通过系统研究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的存在;“新时代的中国”(2012年至今)在学科融合的背景下将中国看作一个能为世界提供智慧和方案的存在。未来，日韩学界中国观的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与否。

关键词：中国观；中国道路；日本；韩国；海外中国研究

一、引言

日韩学界的中国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观是指个人或集团基于一定的立场和角度而做出的对中国的认知、理解或判断的系统总和，通过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体现出来。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就是指日韩学者在中国研究中所持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基于地理相邻、利益紧密、文化相似却社会性质相异的特殊情境，日韩学界对新中国怀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在继承传统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中国学、当代中国研究等新领域，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热度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升温，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更是达到历史峰值。就近五年的数据来看，年均出版的相关著作、研究报告和期刊论文高达两千余种。对于这种与我国关系密切且对中国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成果丰富的“他者”，系统研究其中国观的内容和变化规律，不仅有助于判断他们的对华态度以“知己知彼”，而且能在对其研究成果的扬弃中做到“为我所用”。

然而，国内学界对此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形成“墙外开花，墙里少知”的状况。国内的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当代海外中国研究》《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等海外中国学论文集中，另外散见在《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理论动态》等学术期刊中。就日本研究来看，虽然国内对日本当代中国研究追踪紧密，不仅定期翻译出版日本的《当代日本中国研究》辑刊，而且还会及时整理研究动向。其中，包霞琴认为，冷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机构重组，将重点放在中国内政、中国外交和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三个方面，主张日本学界对中国的印象受中日关系实力变化的影响;徐庆超将日本学界对中国的认识分为四个阶段，即“发展中大国”“普通国家化”“大国化”“超大国化”;徐显芬认为，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基础雄厚且追求网络化，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研究成果追求多样化。但是，国内缺乏从对不同中国印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研究问题和观点的系统梳理。就韩国研究来看，国内学界对韩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兴趣不足。《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曾介绍过韩国的中国学研究概况，但只是涉及人文研究领域。于微在《当代韩国的中国学》中对韩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稍有提及，但主要仍是介绍韩国的中国诗歌、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

因此，有必要对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变迁加以系统梳理。具体即是，找出影响日韩学界中国观的关键因素，厘清不同时期中国观的变化轨迹，描绘各个时期中国观的具体内容。

首先，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受到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双重制约。研究主体的制约是指，日韩学者自身的研究目的和方法等会影响其中国观的形成;研究客体的制约是指，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会影响其中国观的形成。

其次，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双重制约下，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大体经历了“敌对的中国”(1949—1978年)、“利益的中国”(1978—1992年)、“特色的中国”(1992—2004年)、“世界的中国”(2004—2012年)、“新时代的中国”(2012年至今)五个阶段。这是因为，从研究主体来看，冷战结束、中日和中韩的外交进展、区域学研究方法的兴起等，影响着日韩学者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从研究客体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的起步、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2004年北京共识的出炉、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新时代等，直接影响日韩学界中国观的变化;从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影响权重来看，研究客体自身的变化更为重要。另外，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变化周期也相应出现缩短的趋势。

最后，在不同时期的中国观下，日韩学界对中国的印象不同。在“敌对的中国”时期，日韩学界将中国看作一个敌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形象处于对“共产圈”的刻板印象之下;在“利益的中国”时期，日韩学界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增加本国利益的存在，中国形象出现政经分离的特征;在“特色的中国”时期，日韩学界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与现有其他国家体制相比较的特殊的独立存在，对中国形象的看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世界的中国”时期，日韩学界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的存在，中国形象已然多元化;在“新时代的中国”时期，日韩学界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秩序的存在，中国形象变成一个立体复合式的概念。

二、21世纪之前的日韩学界中国观

21世纪之前，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大体经历了“敌对的中国”“利益的中国”“特色的中国”三个阶段，中国研究逐渐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中国形象从单一变为复合。

1.“敌对的中国”:1949—1978年

所谓“敌对的中国”时期，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此期间，中国只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交往，日韩虽为近邻，但也缺乏了解中国的渠道。缺乏一手研究资料且受冷战思维影响，日韩学界透过“共产圈”的刻板印象将中国定位为一个“敌对的国家”，以“资料猎取”和“了解敌情”的心态研究中国。因此，该时期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在立场上强调意识形态先行，在方法上重视资料搜集，在观点上偏向单一趋同。

日本方面，中国研究所和现代中国研究会是成立较早的中国研究机构，虽然也摆脱不了“反共”的色彩，但是还有反省战争、重新认识中国的方面。中国研究会成立于1946年，是日本战后最早的中国研究机构。其成立之初就创办《中国资料月报》，1947年又发行《中国研究所所报》，1951年继续推出《中国研究月报》和《中国年鉴》。这些刊物的特色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90年代之后才转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现代中国研究会成立于1951年，有反省战争、重新认识中国的目的，《现代中国》为其会刊。1972年中日建交，学会迅速发展壮大，会员中出现旅日华人的身影，观点趋向友好。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本国内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呼声日高，被传统的保守势力批评为丧失立场。

韩国方面，高丽大学的亚细亚研究所、延世大学的东西问题研究院、极东研究所等是最早的中国研究机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中国的台湾和港澳地区，对中国大陆充满负面认识。高丽大学的亚细亚研究所1957年成立，1958年创办《亚细亚研究》和《亚洲研究简报》学术刊物，1961年经政府批准获得“共产圈研究资格”后才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纳入其中，此后持续编辑出版《共产圈研究丛书》(1964—1992)。延世大学的东西问题研究院成立于1972年，1976年创办《东西研究》学术期刊，虽然创立目的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话，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却受制于韩国高压的国内环境。

总之，该时期日韩两国的中国研究在具有冷战色彩的共同特征之下，也有所不同。首先，虽然日韩都缺乏中国大陆的一手资料，主要从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获得，但是日本的资料搜集整理能力远强于韩国。这是因为，日本在侵华期间为了殖民的需要曾建立过“支那学”，在中国资料搜集和整理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其次，韩国比日本的冷战色彩更为强烈。这是因为，一方面中日建交远远早于中韩建交，另一方面韩国特有的南北对峙状态使其国内学术自由空间更小。

2.“利益的中国”:1978—1992年

所谓“利益的中国”时期，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此期间，中日关系迅速发展，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日高层互访频繁，人员和贸易往来不断升温，进入战后的蜜月期;韩国也在谋求与中国的关系改善，1983年的卓长仁劫机事件、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等都促进了韩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转变，中韩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开始经贸往来。再加上冷战正处于缓和期，反共的研究目的被淡化，日韩学界开始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增加本国利益的存在。因此，该时期日韩学界在研究对象上多采取政经分离的做法，规避对意识形态的判断，方法上多偏向实证主义。

日本方面，注重现实问题和实地调查成为主流。日本驻华使领馆设置专门调查员的岗位，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也积极制定针对中国的实地调查计划，注重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为日本的中国研究搜集资料。著名的日本中国研究专家毛里和子曾于1981—1983年期间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任专门调查员，研究主题为“中国的劳动力与失业问题”，1986—1989年期间又参加日本研究机构的调查计划，与费孝通合作，在江苏等地实地调查中国的小型城镇建设问题。此外，天儿慧、国分良成、高原明生等日本现代中国研究专家，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长期旅居中国，对中国的各个地区和各种问题展开实地调查。其中，天儿慧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两个维度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既具有多样化、非流动性、非制度化的特点，又存在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蓬勃发展的现象。1992年天儿慧出版《中国:蜕变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和《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国分良成出版《中国政治与民主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证研究》，不仅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一定程度的肯定评价，甚至被日本某些团体归入“亲华学者”之列。

韩国方面，学界虽然也在摆脱冷战思维，但是研究主要采取宏观叙事的方式展开。韩国高丽大学的李泳禧教授是推动中国研究摆脱冷战思维的代表性人物，他批评韩国对中国的认知已经陷入冷战和反共思维的条件反射，将中国的社会体制、理论、思想、发展过程打上“恶魔”的偏见，认为只有研究现代中国的真实问题并加以解释，才能重塑中国研究。1982年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会出版《中国学研究》学术期刊，在传统的文史哲研究之外，将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其中。此后，韩国学界集中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朴靓植提出韩国可以在中国吸引外资的过程中针对其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缺陷发挥中介作用。林成洙注意到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在中国沿海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吕运昇认为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由于中韩还未正式建交，所以大部分研究还是在二手资料的基础上以宏观叙事的方式展开，多以“历史与现状研究”“政策与策略研究”“理论与实践研究”为题。另外，韩国的中国观还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思维。例如，1978年以强化国家安全意识为目的成立的极东研究所，下设苏联、中国和朝鲜三个研究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理论仍持批判态度。

3.“特色的中国”:1992—2004年

所谓“特色的中国”的时期，是指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至2004年“北京共识”的出炉。1992年之前，日韩学界将对中国的研究放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内部变化之上，1992年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吸引日韩学界将它与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以比较。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奇迹》调查报告，使日韩更乐于用东亚模式来解释中国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亚模式遭到质疑，中国发展道路开始成为独立的比较研究对象，这一趋势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更为明显。这样，该时期日韩学界在研究对象上提倡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定量模型的比较研究，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与现有其他国家体制相比较的特殊的独立存在。

日本方面，学界注重模型比较研究，但在观点上出现分歧。一部分学者只是将数据和案例装入现有的理论模型之中，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一旦难以解释就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出现问题。“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就属于这样的思路。简单地用势力均衡和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模型来分析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将中国视为亚洲势力均衡的破坏者和潜在的敌人，建议削弱和遏制中国。同样，简单地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模型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会将中国看作充满内部矛盾的另类，预测中国前景黯淡。石原慎太郎也以中国存在诸多社会内部问题为由，认为中国是具有扩张性的“异形”国家，唱衰中国。另一部分学者则试图建立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特色现象。速水佑次郎就认为中国存在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领域——社区，认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是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框架，第三领域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菱田雅晴与天儿慧在调查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后也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存在，中国农村民主化的制度性进展就是其重要内容。

韩国方面，学界的理论模型开发能力滞后，形成否定中国特色的一面倒现象。首先，韩国学者多遵循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思维，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充满怀疑。李圭泽认为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倾斜所致，城乡间的贫富差距也是因为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行业间的贫富差距是由所有制的多元化所致，还对中国政府通过中西部开发战略来缩小地区差距的方法存疑。吴承烈的研究显示，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致使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其次，他们大都迷信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西式民主的理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唐埈荣和朴起徹在看不到中国政治会走向资本主义民主后，就判断中国政治改革陷入停滞状态。李哲源同样认为中国政治应该转向西方民主主义，否定中国的改革方向。韩国学界似乎还形成一种中国的改革是“经济反左，政治反右”的共识。然而，在“中国威胁论”的问题上，韩国学界比日本学界更为友好，更主张将“中国威胁”变为“中国机会”。这是因为，韩国没有近代日本的亚洲霸权历史，对日本所担心的中国崛起带来“华夏秩序”回归并无过激反应，反而有借机提高自身地位的心理。田炳坤认为中国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具有反霸权的属性，将促进世界多极化。瑏瑠金爱静梳理中国对多边国际组织的态度变化，认为中国对多边外交的态度已经从否定变为肯定，将其视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手段。

三、21世纪以后日韩学界的中国观

21世纪之后，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开始从“世界的中国”向“新时代的中国”转变，中国成为一个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立体复合概念。

1.“世界的中国”:2004—2012年

所谓“世界的中国”时期，是指2004年“北京共识”提出后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2004年，雷默首次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与“华盛顿共识”将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思路相比，强调政府的作用和经济主权，成为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日韩自20世纪末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失业和两极分化等各种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开始关注中国道路的正面意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道路的对外吸引力。这样，该时期日韩学界在研究对象上提倡系统性，在研究方法上试图实现跨学科的融合，在观点多元的基础上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的存在。

日本方面，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体系基本搭建完毕。2007年日本将分散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力量整合起来，成立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地区研究，围绕共同的主题，分别从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方面加以全盘研究，研究角度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到底层、从结构到行动，多元切入。2007—2012年的第一期研究计划有6个基地参加，其中以早稻田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所为中心，协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东洋文库的现代中国研究资料室，共同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韩国方面，韩国学界的跨学科融合研究体系还未成型，更多停留在呼吁性的口号阶段。首先，韩国的区域国别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往的分科而治已经成为研究的障碍。不仅社会科学内部应该打破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的壁障，而且社会科学还应该回溯人文学方法，跨学科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果不抛弃固守本学科就是精而专、跨学科就是杂而乱的陈旧思想，区域国别研究就不会摆脱被轻视的局面。其次，韩国的中国学教育也在摸索跨学科育人的模式，且注重通过中国留学生建立国际合作。

在观点多元化的情况下，日韩学界的中国形象可以围绕两个焦点问题来梳理，即“中国能否持续发展”和“中国能否为他国发展提供借鉴”。

围绕“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日韩学界认为社会稳定和环境污染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首先，在社会稳定的研究中，日本学界的整体态度更为肯定。松户庸子注意到信访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救济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认为信访在维护中国现存体制方面起着非常特殊的贡献和作用。元东旭认为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法律可能会因为资金不足、地方保护主义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不足等而效果有限。李正九认为中国也存在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因为劳动力成本增加和投资过热而相继出现问题，投资和消费的不平衡在遭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被放大，单凭政府扩大投资和增加内需难以解决，相反会产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其次，在环境污染的研究中，日本学界深入推进，韩国学界尚未起步。平野悠一郎关注当代中国领导人如何看待森林的问题，反对社会主义体制必然会破坏自然的成见，认为保护和扩大森林一直是中国当代领导人的共识;吉川贤肯定了中国在与沙漠化的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多项发明技术和取得的显著成绩;田原史起分析了山东半岛的农田灌溉系统，发现村民小组社区的存在是灌溉系统得以良好维持的原因;大西晓生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加快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必增加供水需求，引发水资源的供需不平衡，对干燥、半干燥地带的农业用水造成影响，因此提高废水处理和利用显得非常重要。

围绕“中国能否为他国发展提供借鉴”的问题，日韩学界虽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但还是普遍承认中国发展经验的价值。金昭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国情和时代特征为基础，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主，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资本主义精华为辅，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又反映了时代性特征的变化，这种社会主义本质特点的变化，将会给东西方国家的建设以有益的启发。姜真硕将中国道路还原为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与外来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实事求是和恒产思想都在中国道路中得以体现。

2.“新时代的中国”:2012年至今

所谓“新时代的中国”时期，是指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新时代的中国”时期，日韩学界将中国看作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秩序的存在，中国形象变成一个立体复合式的概念。换句话说，日韩学界开始认识到中国道路并不是某种固定的方案，变化和创新才是其内核，一个不断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为世界提供智慧和方案的中国形象呼之欲出。

日本方面，日本现代中国地区研究启动2012—2017年的第二期研究计划。新计划增加了3个基地，分别是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法政大学的中国基层政治研究所、神户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研究部，共同的研究主题是“现代中国的跨学科研究——如何把握理解新兴大国”。其中，早稻田大学的课题是“关于中国‘超级大国’化论的研究”，负责人为天儿慧;京都大学的课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多重构造”，负责人为石川祯浩;庆应义塾大学的课题是“转型期的政治、外交与安全”，负责人为高桥伸夫;东京大学的课题是“中国及东北亚的长期经济发展——工业化的轨迹与展望”，负责人为丸川知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课题是“中国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和成熟型东亚社会构想探索”，负责人为洼田顺平;东洋文库的课题是“日本现代中国资料的信息与研究中心的构建:通过对资料的长期系统性分析解析当代中国的变迁”，负责人为土田哲夫;爱知大学的课题是“关于日中关系变化结构性变迁的实证性研究”，负责人为高桥五郎;法政大学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学实证研究——中南海研究”，负责人为菱田雅晴;神户大学的课题是“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跳出两个陷阱”，负责人为加藤弘之。

韩国方面，中国研究进入学科融合阶段。金正直提出信息中国学的概念，强调对资料的搜集、分类、保存、分析和解读。吴台锡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的融合可以产生“学问重力”和“文化重力”，主张自然科学可以让中国研究看得更准确，人文研究可以让中国研究看得更深远。在中国学的教育层面，如何实现跨学科融合，帮助学生建立起系统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成为中国学教育的研究重点。

该时期，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如何看待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成为研究焦点，特别关注中国在由大到强的过程中对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的影响，比较未来可能形成的“中华秩序”与西方霸权秩序之间的差异。

否定中国道路会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向的日韩学者基本都固守现实主义视角。在现实主义的视域下，崛起的大国必然会在打破现有霸权后走上称霸的老路。他们据此认为中国现有的外交理念只不过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对抗美国霸权的权宜之计，代替美国霸权后也不会真正建立国际新秩序。青山瑠妙将中国对亚洲多边合作的态度概括为从敌视到默认，从参与到合作，从搭便车到推动者，但是却将转变的原因归结于为了在亚太地区保持美日势力均衡和获得经济实惠。佐藤考一在考察中美关系与东盟的问题时认为，中国以“东盟10+1”的条件为先导，试图拉拢东盟各国以政府行为体为主实施东亚共同体设想，背后隐藏的是反美的动机，同样，中国反对日本提出的涵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亲美国家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也是基于反美的需要。

相反，肯定中国道路会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向的日韩学者大都采用建构主义视角。在建构主义的视域下，崛起的大国因为与现有的霸权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将在打破现有霸权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因此，具有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

另外，日韩学界还关注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在协调发展方面，日韩学界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发展中的最大问题。金玄锡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来自劳动的不平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进一步导致对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姜俊永主张中国新的发展理念无法应对经济新常态中的两极分化，发展前景堪忧。相反，园田茂人将中国的贫富差距称为“有中国特色的差别社会”，其中，中间层是担心收入差距拉大的既得利益层，劳动者阶层对收入差距不满但对党和国家寄予厚望，农村出身的学生是对社会不公敏感的自我责任论者，农民工是社会底层的乐观主义者，各个阶层对未来都有美好的憧憬，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绿色发展方面，日本学界已经跳出单纯的环保技术层面。山田七绘将中国农村的环境治理关键放在对环境受益人的有效组织上。韩国的相关研究也开始起步。李俊昊将中国的环境治理放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模型之下，认为存在一个冲突性的多层次治理体系，多种行为主体内包其中，削弱了治理效果。

四、日韩学界中国观的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逐渐摆脱冷战思维，从政经分离的实用主义视角走向立体复合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存在。21世纪以来，日韩学界除了关注中国内部发展问题以外，还研究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对世界的意义。在内部发展问题上，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一直是焦点问题，新时代的“五大发展理念”相关研究继承了此脉。在世界意义问题上，是否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是关键，根本分歧来源于发展道路上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争议。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大多认为特殊性和普遍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在解决世界发展的普遍问题上能够开发出特有的巧妙方法，跳出西方现有理论设定的各种“陷阱”;另一方面又认可中国开发出的特有方法具有世界性的借鉴意义，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宜道路。相反，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如果承认中国的特殊性，就意味着中国道路只适合与中国同样国情的国家，也就否定了它的普遍性。这显然将中国道路固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看不到中国道路是由具体的中国经验组成，中国国情也是由具体细化的内容组成。虽然不存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国家，但是面临具体相似问题的国家却并不罕见。

未来日韩学界中国观的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与否。回望新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才促使日韩学界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关注当代中国问题，也正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才引发日韩学界对中国道路加以系统研究。随着“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逐步接近，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已经成为进行状态，东亚秩序和世界秩序都将面临重构的问题。根据新的形势需要，日韩学界的中国观亦需同步调整，不仅在中国道路既具特殊性又具普遍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且会关注中国本身在外交、文化、价值观、认识论等层面的独特魅力。相反，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暂时性挫折，日韩学界的中国观下的分歧则会加剧，甚至会出现解构中国的危机。此外，短期内日韩学界的中国观还难以摆脱碎片化问题还原的研究路径。虽然，他们试图建立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体系，但是受实证研究的影响，导致出现同一主题下研究内容的独立分散，缺乏规律性的系统总结，难以科学预见。

总之，中国观是一个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变化的概念。日韩学界的中国观会随中国的自身发展情况和本国利益关切点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未来的东亚一体化和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将更具有战略指向性，甚至会引发各自国内中国学的研究范式转型，这些都值得持续跟进。

作者信息

焦佩，1979 年生，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

文章原载：70年以来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变迁，《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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